侧耳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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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的历史背后，是一段被误读的梦。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直译为天安门，就像你所想的那样，这是一部描绘当年天安门广场运动的纪录片。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只为某一方辩驳的辉格式解释的阐述，在这部影片中，基本看不到为某一势力利益最大化的努力，也没有矫揉造作一看就是刻意经过掩饰的场景和台词，基本上做到了客观阐述的当年的运动。这部纪录片如果被传统大陆语境描述的话，那一定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替西方反动势力做宣传”，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没什么意思，就不再多说了。导演对各色人等的访谈穿插在以时间为顺序的整个影片中，不仅有当年亲身参与的组织者，策划者，也有前政府官员，工人，教师等在运动的外围冷眼旁观的头脑清醒的人。各种声音，各种观点的混杂不仅呈现的是政府方面与学生方面之间的观念上的不同，也表现了政府与政府内部，学生与学生内部之间意见极大的不统一。影片中不乏精彩的剪辑镜头，比如84年国庆配有官方英文解说"Come to see Tiananmen, come to see our country in 5 years' time"的焰火表演场面后面剪上8（和谐）9年时运动凌晨广场的混乱场景,焰火的炮声自然过渡到密集的枪声，都体现的是导演深厚的功力和精准的把握。不过一部纪录片质量的高低并不是以如此容易做到的蒙太奇手法去衡量的，毕竟对于镜头的过度应用意味着导演在挖掘深度方面的不足，显然这部影片的发人深省沉重感压倒了花里胡哨的镜头表演，当然在以一定程度也促使我写下了这篇文章。

    对于大部分的学生领袖，至少从纪录片中来看，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有的只是空泛的口号和无谓的绝食静坐，并且大多数学生把自己的行为纳入的是拯救整个中国的极高层次的意义上来。“他们有意识的将自己与先辈学生的抗议传统联系起来，他们要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国这处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方增添新的意义”。学生们想创造的是另一个五四运动，并以自己身处其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在4月27日的游行中，当学生们上街向着天安门广场进发时，受到了军队的阻拦，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学生冲破了阻碍向着天安门广场继续进发。“学生冲破了封锁很兴高采烈，加上市民的呼应，一下子就把学生的英雄感都激发了出来，后来就变成了狂欢节，周围又有那么多人看着你表演，最后我就感觉是在表演，和出去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教师梁晓燕说。这样的表演场面贯穿着整个运动。“站在数以万计洗耳恭听的人面前,任何人都会把自己想象为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革命英雄,行为也会不自觉地向头脑中想象出来的这个英雄靠近,最终与其合一,一开口就是"人民..."”.就连一贯冷静的知识分子刘（和谐）晓波,也坦承自己面对人群时无法保持清醒的头脑,觉得自己就是"一言兴邦".也许一开始还有人能察觉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英雄之间的距离,但在一段时间之后,没有多少人能真的分清。最能做秀的柴（和谐）玲居然指责别人"要通过运动树立自己的形象".而她自己却一味沉浸在自己的英雄形象中,不知道,也不愿意思考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事实上光从这点来看整个运动的意义似乎就是荒谬的。仅仅是为了创造运动而创造运动，或许是整个运动的最大特征，每一个人都是以上纲上线的口号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满足自己的表演欲。

    整个的运动的过程不仅仅反映的是学生的幼稚，而且也凸显的是学生领袖在政治上的无能。学生领袖乌尔凯西曾经愤怒的指责政府有什么资格批评他们，他的理由是“建国四十年从来没有过的政府与学生的对话是学生自己做成的”，而知识分子所呼吁的冷静在他看来是“他们觉得我们做得太快了,还是慢慢来,最好还是听爸爸妈妈的话,听老师,听政府的话”。一个处于青春期放荡不羁对所谓的自由化异常向往的热血青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非常正确和有意义并对外来合理意见一律的排斥的人，怎么能够有能力有眼界去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化的进程？王丹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荒谬的解释为何做出如此激进的举动：“……当时让我冷静的选择该怎样怎样，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一个理性的对手……。”或许柴（和谐）玲的话更加让人愤怒，当有记者问她“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的时候,她居然说“我想我不会的，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从另一篇博文中我找到了对这句话最精辟的评价：“（对这句话）我不怕有人说我是断章取义,这样的话,不管找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能被原谅的.自己死而保住别人不死,是革命烈士;自己死拉上别人死,是恐怖分子;柴（和谐）玲则是让别人去死,自己溜掉,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人。”侯德健曾经言辞激烈的批评柴（和谐）玲对于广场上伤亡人数的谎言 ：“我们是不是要用谎言去打击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如果我们真的要用谎言去打击敌人，那只是为了满足了我们一时泄恨的需要。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拆穿，那之后你再也无力去还击敌人了。” “别有用心的西方反动势力”波士顿邮报事后也曾评论道：“对于柴（和谐）玲来说，无法分清的是梦境与现实的区别”。

    而整部影片中最让我惊讶的不是学生方面的不成熟，而是政府与学生惊人的相似性，双方在对对方的指责中都充斥的是文革式的话语和行动，妄图采用的是革命式的正义感去压倒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宣传目的。426社论中说这场运动是“一小撮人在幕后有操纵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的动乱”，而柴（和谐）玲带着激进派包围人民日报社并用高音喇叭对社内高喊作为反击，都在用的是诸如“坚决打倒”之类的革命性话语，都有的是盲目激进的作风。在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异己上（政府中的激进派和改革派，学生中的激进派和渐进派），双方同样是以显示自己激进的观点来进行反驳，从学生中的激进派坚守广场不撤退，到政府中的激进派派驻军队进城以博得小平的支持。而在学生在与政府的对话过程中，缺乏的是恰恰就是学生所提倡的所谓民主沟通，如果一开始的跪谏是政府对话之门尚未打开，那4月27号之后的对话被打断则完全是学生中的激进派的要求太过过分。当政府中顶住压力对学生做出让步的政府改革派答应的条件远远无法满足学生运动中的激进派的要求时，政府中的激进派自然就被学生的要求所激怒，这样政府中保守派就犹如三明治受到了两方的联合夹攻，迅速在党内失势，并导致了最后无法挽回的悲剧。而这就是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策略最为失误的地方，他们没有明白当一个国家的精英分子都聚集在党内时，想要推动社会进步，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之合作，而不是去取而代之，“与政府对抗,甚至叫嚣打倒政府,应该说是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愚蠢行为”。并不是没有人想到这点，吴国光的渐进想法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但保守派微弱的声音怎能敌得过轰轰烈烈且更加气势磅礴的学生革命运动呢？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曾经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当然，追求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但当年的学生看到的只是空泛的表象，如何实现，怎样实现，用多少时间去实现，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和措施。甚至当这个组织一开始成立之时，就面临着内部的分裂和权力斗争。5月份的一天，居然有4，5个人绑架了柴（和谐）玲和封（和谐）从德，结果是虽然被救了下来，但学生组织内部的裂痕却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所谓的民主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丧失了广泛存在的条件。

 

    对于后人来说，对前人的指手画脚总是要比去思索前人的过失要轻松得多，正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即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不过这次的教训终于被吸取了，这场运动作为文革的延续，作为披着民主外衣式的极左爆发，使人们终于意识到采用轰轰烈烈的浪漫辉煌的群众运动方式，希望在一夜之间解决宏大问题的方式是背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道德建设的。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开放，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除了意识形态的对抗，还有别的很多具体的事要做。政府越来越听取民众的呼声，民间的意见开始左右着中国前进的大方向。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那段错过的历史，错过的民主之梦。

 

    一家之言，谢绝跨省.

 

PS：chairmanj.spaces.live.com的看《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唏嘘不已zz对我的整篇文章启发很大，在此感谢这位洞察力深刻的作者。